近期，土耳其货币贬值再次牵动着国际金融市场的神经，美元兑里拉汇率创出历史新低，今年初以来贬值将近30%。为应对货币急剧贬值，土耳其当局不得不更换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并放宽了对土耳其银行的掉期限制，试图稳定汇率市场，但总体看效果并不明显。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明确指出，土耳其替换央行行长可能会改善货币政策的可信度，政策设定是评估土耳其央行的关键，但土耳其央行的紧缩措施不足以扭转里拉的下跌趋势。土耳其陷入货币危机的边缘，也为世界新兴经济体敲响了警钟。

　　2018年土耳其汇率曾遭受过暴跌，直接导火索是由于国际外交和政治原因，美国宣布对土耳其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实施制裁，大幅提高土耳其钢铁和铝产品的进口税，制裁迅速波及到金融经济领域，土耳其里拉应声暴跌。近期土耳其里拉暴跌，直接的原因是地缘冲突，土耳其公开表示支持阿塞拜疆，将自身卷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地区冲突之中，加剧了地区政治风险。尤其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出现大衰退，土耳其原本脆弱的经济遭遇到困难，经济持续低迷。

　　虽然土耳其汇率的下跌都是由地缘政治风险所引起的，看起来是短期的不稳定因素，具有偶然性。但是，如果从长期看，土耳其里拉实际上早已经处在贬值通道，2014年1美元可兑换1.8里拉，如今出现了大幅贬值。其中，2018年贬值幅度为39%，2019年贬值幅度为12.81%，今年贬值幅度近30%，货币贬值是连续性的，也是长期的趋势。尽管土耳其一直迫使央行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通过在市场上出售美元来提振里拉，但是里拉持续贬值的态势并未得到控制；而土耳其的外汇储备却在不断减少，加重了市场的担忧，反而强化里拉的贬值预期，这说明土耳其货币贬值是长期的经济因素所引致的，绝非偶然，也不是靠短期的汇率政策所能改变的。

　　土耳其货币长期贬值反映的是经济结构的缺陷，是各种长期因素积累的结果。一方面，内部经济结构失衡。土耳其制造业不发达，服务业占主体地位，高于工业和农业比重，旅游是外汇的主要来源渠道。土耳其缺乏资源和能源，资本、工业消费品等都需进口，属于外向型经济体，采用进口型替代工业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增长严重依赖外部动力。土耳其经济的内部增长动力不足，主要依靠外部资本的流入来支撑经济增长。土耳其还严重依赖外部需求，外贸占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40%以上，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与土耳其经济结构失衡相对应的是，土耳其金融市场积累了前所未有的风险。一是外债债台高筑。据统计，土耳其的外债存量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已由2008年38.4%跃升至2018年的59.4%，十年提高了21个百分点。二是货币超发。2003年至2018年，土耳其货币发行量增加了24倍，通货膨胀率一直居高不下。三是资产价格飞涨。2010~2019年间，土耳其房价每年以8%~15%的幅度上涨，涨幅位居世界前列。

　　在这样的经济金融结构下，一旦经济增长遭遇动力不足，企业收益无法有效弥补国际借贷成本时，很容易引发市场恐慌和资本外逃。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根据IMF预测，今年土耳其经济将萎缩5%，政府和企业的收入都面临着下降，偿还外债的能力严重削弱；而预算赤字占GDP比重将达到5%，短期债务已经占到了GDP的20%，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危机。里拉的贬值使得这一状况更加恶化，土耳其短期内要么调高利率以控制通胀，要么放弃捍卫里拉的币值，但都会损害经济发展，土耳其货币危机已经一触即发。

　　土耳其货币危机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将会给世界金融体系带来动荡。一方面，欧洲银行首当其冲，金融体系遭受考验。整个欧元区银行对土耳其的贷款规模约1500多亿美元，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银行对土耳其发放的未偿还贷款最多，远超过美国的银行，一旦贷款无法收回，将导致欧洲银行遭遇重大损失。土耳其货币风险极可能向欧元区输入，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引发新的问题。另一方面，会引发市场对新兴经济体风险的重新评估。在当前世界经济还处在衰退的时期，市场信心比较脆弱，美元仍然是避险货币，土耳其货币危机一旦爆发极有可能会引起全球资金回流，强势美元会引发新兴国家货币贬值，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

　　土耳其政府已经缺乏有效的政策手段来应对当前复杂的局面，国际货币组织应当密切关注土耳其汇率变动，适时介入，防止土耳其货币危机风险向外溢出，防止“蝴蝶效应”发生。一方面，一旦土耳其货币危机爆发，应当第一时间介入，向外界传递积极信号，保持市场信心，稳定汇率预期。加强对土耳其的援助，提供美元贷款，协调减免土耳其有关债务，防止出现流动性枯竭。另一方面，应当协助土耳其政府改变其货币财政政策方向，促进土耳其增长模式转型，恢复正常对外贸易，使土耳其经济回到正常运行轨道。

（文章来源：中国经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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