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菅义伟9月23日在“数字改革相关阁僚会议”上，就建立数字厅一事表示，“希望加快探讨，年底前敲定基本方针，并在明年通常国会期间提交必要的法案。”

　　建立数字厅作为菅义伟政府最主要的公共政策，受到了日本舆论的高度关注，而这样一个新设机构能否帮助日本追回在数字领域“失去的二十年”，则有待观察。

　　日本数字化意识早但进展缓慢

　　日本从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数字化的重要性。早在1994年，日本政府就提出了以“电子政府”为依托的高度信息通信化社会。2001年，伴随互联网的兴起，时任日本首相森喜朗提出“e-Janpan战略”，明确表示要推进电子商务、实现电子政府等目标，并强调日本要在5年内成为世界最先进的IT国家。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森喜朗提出的数字化发展目标无疑是超前的，如果能够逐一实现这些发展目标，那么今天的日本也就不会是数字化“落后国”了。实际上，森喜朗之后的几届日本政府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进国家数字化战略，比如安倍晋三政府曾大力推动物联网(IoT)建设，并将数字化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等。

　　然而，时至今日，日本数字化发展进程至今缓慢。今年7月10日，联合国经济社会局(UNDESA)以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为对象，在对其政府数字化情况进行调查后发布《联合国电子政府调查报告》，结果显示：2020年日本的排名降至14名(2018年为第10名)，作为邻国的韩国则排名第2；在2018年“地方政府数字化排名”中，东京从2017年的第19名降至24名，在亚洲国家中，中国上海和韩国首尔并列第9名，纷纷跻身前10名。

　　根据日本综合研究所今年发布的一项统计调查显示：截至2019年3月，日本中央政府各部门执行的行政手续约为5.5万件，其中只有4000件是通过网络完成的，占总数的7.5%；其中，负责数字化政策推进的经济产业省、总务省的网上办公率分别为7.8%和8.0%，还不足总数的一成。

　　与此同时，数字化率低也导致日本的营商环境受损。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日本排名第29位。其主要原因在于，在日本国内进行企业登记的时候，企业法人代表必须提交带有个人印章的文件，如果提供PDF文件，画质会变差，难以确认。尽管日本去年12月修改了法律，允许企业法人代表提交不带有个人印章的文件，但该法律的具体实施日期尚未确定。

　　疫情成刺激日本加速数字化的“黑船”

　　对日本来说，数字化进展缓慢最多是增加时间成本，还不至于造成太大的麻烦，但今年突然来袭的新冠肺炎疫情则将日本在该领域的落后彻底暴露，并在一定程度上掣肘日本抗疫。

　　比如，《朝日新闻》7月时曾报道，东京都每天通过传真机来确认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量，由于工作量大，花费时间长，从接受检测到公布数据需要花费3天左右的时间。

　　尽管日本厚生劳动省推出新的信息管理系统“HER-SYS”，帮助医疗机构、中央省厅迅速掌握相关信息，但日本地方政府和医疗机构使用该系统的比例较低，而且东京、大阪等地还有自己独立的统计系统，一时难以兼容。

　　此外，在疫情期间，日本政府曾向所有国民发放10万日元(约合6500元人民币)补助金。日本政府原计划让国民通过“My Number卡”(类似于中国的身份证)进行线上申请，但结果是很多民众依然前往地方政府部门进行线下申请，不仅浪费时间，而且还容易导致新冠肺炎病毒传播。

　　要知道，美国、德国等国在疫情期间也曾向国民发放补助金，并通过线上申请的方式，很快就让大部分民众获得了补助金，可以说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

　　长久以来，日本的很多重大变革都需要有外力刺激，亦如当年“黑船来袭”迫使日本开放国门，进行维新，而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是刺激日本加速数字化的“黑船”。

　　数字厅或成日本政府“电子行政的司令塔”

　　此次，日本首相菅义伟在推动日本数字化发展方面，与过往历届政府没有太大的区别，更多的是对以往的完善与补充。比如，建立国际数据网、推进行政数字化、实现AI社会、推进5G技术等。

　　但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是，菅义伟此次在内阁设立的数字担当大臣，并成立专门的行政机构数字厅，而此前日本政府大多是设立一个委员会，或交由相关省厅进行推进。菅义伟有意将数字厅作为日本政府“电子行政的司令塔”。

　　这不仅加强了数字厅的行政权力，而且也有助于从中央政府推进日本数字化发展。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稍早前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78%的受访者支持建立数字厅。

　　尽管菅义伟政府的数字厅受到广泛关注与期待，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建立就一帆风顺，实际上还有很多现实的课题亟待解决。

　　人口老龄化严重阻碍日本数字化

　　首先，如何统筹不同政府部门的系统。日本政府各部门使用的系统不尽一致，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就曾抱怨，首相官邸的视频系统与财务省不同，导致与前首相安倍晋三进行视频会议时常无法有效进行。

　　实际上，不只日本中央政府，日本各地方政府使用的系统也各不相同，这就导致无法统一进行视频会议。因此，日本数字厅成立后，需要统筹不同的政府部门使用相同的系统，从而提高行政效率。

　　其次，如何推进民众接受并适应数字化。日本的数字化推进缓慢，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日本严峻的老龄化有关。

　　根据日本总务省发布的《2019年通信利用动向调查报告》显示，日本65岁以上老人使用互联网的比例为72.4%，可以说是较高水平，但能够通过互联网灵活进行视频、线上申请等事情的日本老人比例较低，且很多日本老人对此持消极态度。

　　另据日本总务省数据，截至今年7月，申请“My Number卡”的65岁以上老人仅有总数的20%。因此，如何让日本民众，特别是老年人接受并适应数字化，可以说是日本数字厅的一大挑战。

　　最后，如何打破不同部门的利益。数字厅确实是日本政府的一个独立部门，但鉴于菅义伟有意将其打造成日本政府“电子行政的司令塔”，也就意味着数字厅需要一定程度的“集权”。

　　此前，日本的数字政策有经济产业省和总务省主管，而根据目前公布的方案，数字厅将统合内阁官房、内阁府、经济产业省以及总务省的部分权限、人员和财政预算，这必然会招致相关部门的反对。

　　因此，数字厅作为一个新的政府部门，并且还获得菅义伟首相的高度关注，但它能否打破现有的利益藩篱，显然不容乐观。

　　设立数字厅是日本新首相菅义伟的重要公共政策，但加速推进数字厅建设只是为了尽早建立政绩，那么必然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数字化确实能够带来便利与快捷，但推进数字化的过程显然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

（文章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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