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美国就陷入了长达40年的人口健康危机。自1980年以来，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越来越落后于其他国家，自2014年以来，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1980年，美国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为73.6岁，2014年为78.9岁，2018年为78.7岁。这些长期趋势是由劳动年龄成年人死亡率上升推动的，特别是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拥有4年大学学历的劳动年龄成年人的预期寿命有所增加，而那些只有高中文凭的人则降低了。同样，从2001年到2014年，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和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之间的寿命差距增加了2.6年。2014年这两个群体40岁时的预期寿命分别为79.7岁和89.4岁。

与此同时，在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成年人死亡率上升的带动下，不同种族和民族之间的寿命差异持续存在。尽管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大幅增加，但预期寿命的社会经济梯度持续扩大，这表明社会和经济力量可能是美国人预期寿命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JAMA发表文章分析讨论了美国寿命下降的原因及应采取的措施

预期寿命下降的潜在驱动因素

三个广泛的社会经济趋势导致了美国预期寿命的下降。首先，在过去的40年里，低收入个人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加不稳定。处于收入分配中位数的工人的工资没有跟上通货膨胀或经济增长的步伐。其次，就业机会的减少使许多人很难爬上经济阶梯。由于自动化和来自非美国制造业的竞争，主要由那些没有4年大学学历的人担任的高薪制造业工作已经消失。大规模监禁和持续的居住隔离加剧了黑人和其他少数群体向上流动的障碍。第三，社会安全网越来越不能支持越来越多的有需要的人。尽管近几十年来社会福利总支出有所增加，但其中大部分支出都集中在有工作的人身上。失去工作的人和经历最大经济困难的劳动适龄成年人所占比例的不断增长，而对他们的支持却削弱了。

这些趋势中的每一种都与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低的劳动年龄成年人死亡率上升有关，最明显的原因是吸毒过量和自杀。很可能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所有这三种趋势都急剧恶化。自2020年3月以来，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粮食不安全，无力支付账单。与流行病相关的工作流失在低收入成年人中很高，与高收入成年人相比，他们不太可能找到其他工作来源。作为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CARE)的一部分，失业救济金和现金转移的增加帮助许多人在疫情早期稳定了他们的财务状况，但失业救济金的延迟和围绕失业影响的持续不确定性威胁着经济成果。毫不奇怪，2020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将进一步下降，直接可归因于新冠肺炎的死亡和其他原因造成的额外死亡。死亡率上升的负担将再次影响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加剧过去四十年的趋势。

卫生政策、社会政策

卫生系统和投资人对解决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越来越感兴趣，例如，通过投资住房项目或将患者与社会服务联系起来。然而，仅由医疗保健部门主导的努力可能是不够的，因为他们没有解决美国预期寿命恶化的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驱动因素，而且考虑到与适足住房和获得高质量食品等相关问题的规模，很可能是不够的。相反，要成功扭转这一趋势，将需要对一系列社会政策进行大量投资和创新，这些政策直接解决经济机会减少和经济不安全加剧的问题。

两项证据突显了利用社会政策实现人口健康目标的关键重要性。首先，美国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的死亡者的社会经济差距在缩小，在同一时期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则扩大了。这些趋势与寻求改善儿童和家庭福祉的政策的广泛投资不谋而合，这些政策包括医疗补助和儿童健康保险计划、劳动所得税抵免(EITC)和妇女、婴儿和儿童补充营养计划(WIC)。其次，1980年以来各州在预期寿命方面的不同轨迹与州一级政策制定的差异有关。例如，在1980年到2016年间康涅狄格州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增加了6岁(从74.9岁增加到80.9岁)，但在俄克拉何马州只增加了2.2岁(从73.6岁增加到75.8岁)，康涅狄格州是表现最好的州之一。最近的一份报告表明，像康涅狄格州这样预期寿命增长最快的州所实施的政策(例如，更高的最低工资、更慷慨的社会计划、不那么僵化的量刑法律和更严格的环境监管)的普遍采用可能与全国范围内预期寿命的增加2年有关。

拜登-哈里斯政府的机遇

尽管越来越多的党派之争带来了挑战，但即将上任的拜登-哈里斯(Biden-Harriss)政府可以通过针对其三个基本驱动力中的每一个，开始扭转美国人预期寿命数十年来的下降趋势。新政府可以借鉴几项行之有效的政策，这些政策已经得到了公众或两党的广泛支持。

为了缓解日益恶化的经济不安全，正如拜登总统1月14日宣布的1.9万亿美元新经济复苏计划中所倡导的那样，新政府可以提高联邦最低工资，并永久扩大EITC，这两项措施都被证明可以降低劳动年龄成年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EITC长期以来得到了两党的支持，近年来，红色和蓝色州对提高最低工资的公众支持都有所增加。永久扩大儿童税收抵免和向父母和非正式照顾者提供更多支持的政策是可以缓解财务不安全的其它机制。

为了应对经济机会和向上流动性的下降，新政府可以扩大现有的、经过验证的现金援助和就业培训计划，以帮助那些工作已被自动化或外贸取代的工人。还可以增加低收入群体接受大学和职业教育的机会，并提出振兴和扩大有形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倡议，这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此外，联邦量刑和监狱改革可能有助于减轻因监禁而失去的经济机会。在这方面，新政府可以利用2018年第一步法案(First Step Act)这一两党努力旨在减少联邦强制性最低刑期的法案产生的势头。

拜登-哈里斯(Biden-Harris)政府还可以使用几种政策杠杆来加强社会安全网。可以重新设计福利计划，在确定是否有资格获得福利时，优先考虑贫困状况而不是就业状况。可以减少进入社会安全网的行政障碍，构建现代化福利系统，以促进服务的吸收和有效利用。红州和蓝州越来越多的公众支持扩大医疗补助(一种与更好的财务和健康结果挂钩的安全网计划)，这表明支持公共福利交付并使其现代化的广泛努力可能会得到广泛的公众支持。

目前美国人预期寿命下降的深度，以及导致寿命下降的三大基本经济因素，也需要大胆的新政策举措。经济安全和社会流动性下降是跨越党派分歧的福祉的关键威胁，这一日益增长的共识已经推动了围绕一系列干预措施的有意义的讨论。新政府可以利用这一新的共识来测试和实施创新政策，如现金转移计划(如基本收入补助)，投资以刺激陷入困境的社区的经济机会(本着奥巴马政府的允许区和特朗普政府的机会区的精神)，以及支持可能想要搬到机会更好的地区的低收入家庭的计划。拜登-哈里斯(Biden-Harris)政府还可以促进评估社会和经济的新方法。政府可以鼓励政府机构在对新政策提案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评分时，明确纳入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潜在健康后果。

未来之路

COVID-19疫情造成了美国人口健康存在的长期和令人震惊的不平等下降的急剧加剧。推动这一趋势的深层次结构性力量不受政治分歧的影响，影响着美国国内不同政治派别的人。解决这一趋势并不容易，需要坚定地致力于覆盖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政策。虽然党派之争和两极分化是真正的挑战，但人们已经达成了足够多的共识，要求新总统政府推动行之有效的政策，以扭转美国人预期寿命下降的趋势。

原文出处：Venkataramani Atheendar S,O'Brien Rourke,Tsai Alexander C,Declining Life Expecta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Need for Social Policy as Health Policy.[J] .JAMA, 2021, 325: 62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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